再比如，澳大利亚的官员是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的。有一次到澳大利亚去考察。东道主地方的一个市长接待我们，请我们吃饭。落座以后市长主动说，这个餐馆是他的。当时我们就很惊讶。在我国，领导干部是不准经商办企业的。于是我们就问，你一个市长办餐馆，市里的头头脑脑的请客还不都到你的餐馆里来呀？他笑着说，餐馆是我的，但我不能直接经营，要交给别人打理后才能当市长，这个情况是要公示的。再说，餐馆里来不来客人，要看菜品好不好，没有人会看我的面子来吃饭。细问了一下才知道，市长以前当过老板，现在当了“领导干部”，必须与企业脱离，按规定不再直接经营就可以了。
还有瑞典的一位高官的例子比较典型。大概是一个正部级领导，在商场买了几百元的私人物品，使用公务卡刷卡支付。他的本意并不是要占公家的便宜，只是当时个人的银行卡没带在身上，暂时借用一下公务卡。尽管后来如数把钱还上了，不成想被监督部门发现了。就这么点小事，硬是丢了乌纱帽。
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看出，我们与老外在认识腐败，特别是反腐败的观念，有的地方一致，有的地方差别还是很大的。对腐败这个复杂的事物不仅下定义比较困难，把握起来更加困难。如果只是从概念上来理解的话，那离清晰地、准确地认识这个事物还差得很远。我们举几个自己的例子就更清楚了。
比如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机构，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是有的，各地方都有专门的接待处，专门司职上级或者同级的公务甚至私人接待。多大的官住什么样的宾馆，由哪个领导陪同公务，哪个领导陪同吃饭，以什么规格接待，迎来送往，请客送礼，一应事务都由接待处安排。一到吃饭甚是热闹，来两三个官员，陪吃的恨不能三桌，杯觥交错，你来我往，影响很不好。依我看，这种机构的存在，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现象。大吃大喝更是屡禁不止，现在明着不搞了，暗里还是相当普遍。
又比如，有不少公职人员是行业或者领域里的专家，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，有人请去讲课，有的还出版专著、参加评审等等。这些活动，都是有报酬的。当然，这些活动中公职人员或者专家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劳动，并不违背按劳取酬的原则。然而，也不能否认，这些活动与占有的公共资源和信息密切相关。比如与职务和名望有必然联系的影响力，占用工作时间做准备等等。所以，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被称作“灰色收入”（当然灰色收入远不止这些）。须知，这些灰色收入有时会远远高于工资收入。灰色收入究竟算不算腐败？
还比如，如果只把公职人员认定为腐败的主体，在我国具体国情下，客观上就必然会产生责任风险的一边倒。我们知道，涉及贿赂的案件至少有两方，行贿方和受贿方。从法律的角度看，行贿方无论是普通公民、法人代表或者公职人员，都是行为主体。受贿一旦成立，行贿也必然成立。从法律规定上说，行贿和受贿达到一定的数额，都是犯罪。当然，对于行贿和受贿，在处罚上有所区别是合理的，但在具体实践中，我们往往只处罚受贿方，而对行贿方往往不予追究，这就给人们一个很大的错觉，行贿不是腐败，受贿才是。求人办事必须送礼金礼品，这个风气就是在这样的观念下愈演愈烈的。
再比如，对性贿赂一直没有明确的界定，而在实践中必要性日益紧迫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385条和第388条的规定，受贿罪要求收受“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”。由于性服务本身不属于财产性利益范畴，因此，单独的性贿赂行为不构成受贿罪。而在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中，贪官包养情妇的现象非常普遍，十贪九色。用出卖身体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也所在多有，应该对性贿赂及其处理有明确的法律规定，这对端正社会风气是很有必要的。
还有，我们一贯主张反对特殊化，但基本上只是笼统地号召一下，并未认真清理过特权现象。比如，公务用车虽然已经有所减少，但总体而言数量还是太多，能不能再砍一刀？我看很难。古时候一定级别的官员还有顶轿子乘坐，它是身份的象征。但也许很多人忘了，古时候的轿子，是官员自己掏腰包雇人抬的。还有机关食堂分三六九等（领导干部吃小灶，普通干部吃大食堂）算不算特权？退休后继续在相关机构兼职领报酬算不算特权？人调走了仍然在原单位发工资算不算特权？
例子举完了，还是回过头来说腐败的定义。尽管对腐败的定义比较困难，但核心要素还是很清楚的。从核心要素的角度界定，腐败有三个基本要素：
第一，腐败的主体是公职人员；
第二，存在着滥用职权的行为；
第三，发生了滥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的结果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反腐败最重要的原则是公私分明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一码归一码。默克尔乘专机属于公务需要，在专机上喝咖啡属于私人需要，所以乘坐专机免费，在专机上喝咖啡要埋单。瑞典那位高官临时借用公务卡刷卡买私人用品，虽然没有获利，但做法不当，违反了公共财物不得用于私人用途的原则，所以受到处理。
中国人对腐败的定义浓缩为“以权谋私”四个字，可谓高度概括。但这四个字里面所包含的内容比想象的要丰富得多，值得再写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何为以权谋私？》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